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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变化对于市场、对于劳动力

  陈伟 根据商务部消息,4月6日,欧委会就对华热轧板卷反倾销案做出终裁,对中国出口的热轧板卷征收18.1%~35.9%的反倾销税,为期五年。在此次调查中,欧委会继续采用了“替代国”方法,以美国为替代国做出反倾销裁决。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中方对欧方在钢铁领域所表现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表示高度关注。敦促欧盟全面履行世贸组织(WTO)项下的国际条约义务,终止使用“替代国”方法,公平、公正、无歧视地对待中国企业。

  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中的约定,在2016年12月11日后,WTO成员应停止对中国使用“替代国”反倾销调查措施,并以中国企业所上报的价格和成本为基础,定夺倾销幅度。

  以此推论,目前欧委会就对华热轧板卷反倾销案做出终裁是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

  目前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再次提出了成立专家组进行审理,该请求在4月3日刚刚得到批准,将启动调查明欧盟现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是否违反了WTO规则。

  对于处在争议核心中的中国是否应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认定作为前提,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 Robert Koopman)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中方认为对方违反了相应的条理,可以提出申诉来进行裁定。秒速牛牛这个过程可能最终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

  这已经是中国第二次向DSB提出就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成立专家组调查。上一次是在2016年12月12日。

  早在2016年7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货币贸易理事会正式会议上,中方就提醒各方《议定书》第15条(a)规定将在2016年12月11日到期。随后美方首次对中方的声明作出了回应:到期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自动授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尚未达到预期,特别是在铝业和钢铁行业,还存在着产能过剩等问题。

  但是条款中要求只涉及到期“要求各成员消除对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使用的具有歧视性做法的法律基础”,与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取得不应存在任何关系。尤其世贸组织规则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但现实中,美国和欧盟分别以“市场经济地位”条件未满足或未决定为理由,拖延对于相应法律的修改。

  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

  对于发生在中美、中欧之间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罗伯特·库普曼表示,经常有一些国家,成员方或者是专家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义务,WTO作为一个秘书处不会选边站队来发表看法。但应该看到,中国入世以来的确推进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入世这样的身份促进了中国国内改革和设立宏伟的2030年的发展目标。在WTO之下,所有的成员对其他的国家有权利和义务,这种义务和权利的制衡大大降低了单边国家制衡的义务,争取多边规则是更加有利的。中国从低关税的国家当中受益匪浅, 其他国家也利用这种贸易渠道把产品卖到中国来,这是互有取舍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些国家对这样的发展会不高兴。

  但他也强调,WTO是一种协议,协议之下各国约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有成员国认为违反了相应的协议,需要通过谈判,最终再通过付诸争端解决的方式来进行。WTO无法直接干预,只能取决于各方提交上来的意见。

  按照惯例,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申诉,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个国家间认为一方没有履行承诺,双方进行第一步磋商;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认为受损一方可以向WTO提出申诉要求裁决,WTO将据此成立一个由国际贸易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裁决这一个申诉裁决过程一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如果专家组做出的结果双方依然不能接受,参与方还可以提出上诉至一个更高级别的专家小组 ,做出最终结果。

  “专家组只会从技术、法律角度加以评判,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做出一个决策。”罗伯特·库普曼说。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 作为衡量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全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更是自2008年达历史峰顶后的过去7年内,降幅达到了13.6%。

  与之伴随的是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2008年至2016年10月,全球共推出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仅废止740项。

  仅在中国,2016年就共遭遇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7起“两反一保”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39.8亿美元,数量和金额达到历史新高。这些调查中“替代国”标准成为核定价格的关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表示: “有些国家认为,失业的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关起门来就能更好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如果你在高科技领域有优势,但是你把有优势领域的资源分配到制造业来保护工作,这不能说好不好,但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本身值得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发达国家曾经是全球化的主推手,但是现在他们却成为了最积极的反对者。

  在罗伯特·库普曼看来,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变化。比如说像苹果手机都不仅中国集成生产,重要的部件也开始在中国生产中国正在走向价值链的上端。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考虑自己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提供的效率有多高。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变化对于市场、对于劳动力结构的需求的变化。

  美国州立鲍尔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工厂就业岗位的减少中,贸易因素只占12%。在减少的就业岗位中,将近88%则是被机器人替代。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眼中,由自由贸易推动的全球化对较富的国家而言,在过去的20年中总体上是是受益的。但是确实受制于技术的应用和工业结构的改变,现在出现了利益的调整, 这种经济的变革,超过了全球发展的调节能力。

  “ 想要避开这个问题,就要提升人力的效率,或者会用更多资源、增加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他表示,这些变化集中在贸易领域凸显出来,但是由于一些比较富有的国家没办法及时地进行调整 。贸易是非常重要,但是各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人力资源改革以及金融和经济的成熟度都可能成为影响各个国家收入分配和富裕水平原因。贸易摩擦是世界变化的起始点,但这背后隐藏着很多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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